年后就业农民工有几盼？“希望在县城也能揽到活儿”

　　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接近3亿，这一群体在城乡之间漂泊，犹如候鸟。本月24日，地球上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口迁徙——春运已经揭开序幕，大批农民工将陆续踏上归途，返乡过年。随着农村就业环境的改善，以及农民工就业观念的转变，很多农民工在外地掌握了一定技能，积累了一定资金后，选择回乡创业就业；而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这一群体的主力军，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工资收入，他们同样在意长期的职业发展、个人技能提升与自我实现。近年来，春节过后出现短暂的“用工荒”、“招工难”现象几乎已成定律，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能够在春节之前提前了解农民工群体节后就业的诉求与期待，并“对症下药”，将会对更好地吸引和留住外来务工者有所帮助。
　　猴年将至，春运大潮启动，农民工纷纷收起行囊，踏上返乡征程。整整一年的辛苦工作终于结束，即将与家人团聚的喜悦让他们对归途充满期待。那么，春节过后，当他们重返工作岗位时，又将会在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等方面做出怎样的选择，对于新一年的职业发展，他们又有哪些期盼？需要哪些帮助？
　　近日，记者采访了几位奋斗在不同岗位上的农民工，他们对记者说出了内心的期待与诉求。
　　“希望在县城也能揽到活儿”
　　“明年，我希望老母亲的身体少生病，孩子能找到好工作。”年过五旬的农民工郭宏对记者说。郭宏来自山西省晋中市，是一名从业近30年的建筑工人。10年来，他几乎跑遍了山西的各个城市，“哪里有招工，就去哪里干活”。年过七旬的母亲和老伴儿生活在农村老家，一儿一女分别在北京和大同读大学。
　　尽管几乎每年都在变换工作的所在地，但郭宏从来不敢离开山西，他说，“母亲年纪大了，万一生个病，我得能及时赶回去。”郭宏是村里有名的孝子，由于想离母亲近一些，他放弃了许多去外省接活儿的机会，“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的活儿，工钱比省内高许多”。
　　不光“上有老”需要照顾，郭宏还要面对“下有小”需要供养的现实。近3年来，儿女的学费和生活费一直是一大笔开支，每年学费加起来要1.5万元左右，生活费加起来每月1500元左右，“已经很委屈孩子们了，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
　　尽管生活负担沉重，但郭宏从来都很乐观，真正让他难过的还是亲人聚少离多的现状。“老母亲加上我们一家四口，坐下来一起吃顿饭都是件不容易的事。”郭宏常年在外，一年只回家四五次。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郭宏就买好车票回到了老家，“年末钱攒够了，该照顾老娘尽尽孝心了”。
　　像郭宏这样常年漂泊在他乡，与亲人分离的情况，几乎已成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常态。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底发布的《中国人本发展报告》以“农民工生态”为主题，报告指出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关系疏离现象明显，子女在务工城市上学的比例不到55%，45%的留守儿童长期见不到父母；只有52.7%的夫妻分居进城务工人员，拥有正常夫妻生活。
　　“我希望在县城就能揽到活儿，但往往揽不到。”郭宏向记者介绍，县城并非没有工程，只是农民工有“熟人介绍”的习惯，“如果在网上找，双方不知道底细，最后被骗也说不定”。郭宏的儿子对记者说，“如果能更加规范网络招工，让我爸这样的农民工相信网络，或许他就能在县城踏踏实实工作了。”
　　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应充分发挥信息网络优势，在政府主导下，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发布平台，使农民工在就业选择时能够获得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
　　“对前程迷茫，想让人教教我”
　　王丽是北京市东城区一家国企内部饭店的服务生，来自安徽省亳州市的一个小乡村，今年只有19岁的她已经工作近2年了。王丽之前的工作是化妆师，“做服务生，是想树立‘服务意识’，以后肯定还会做回本行的。”她很有野心，“迟早要开一个自己的化妆工作室”。
　　王丽起初在老家县城的影楼做化妆师，但后来发现自己不太会与人打交道，“我眼里‘看不出事儿’，经常被顾客批评”。于是她打算暂离本行，培养自己的“服务意识”。后来她辗转各地，做过酒店前台，也当过超市收银员，现在又做起了餐饮服务生。如今，她对“服务意识”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了解饭店每一道菜品的口味，能向客人做重点推介，我记住了经常光顾的重要客人的饮食习惯，不用他们多说就能帮他们点菜。”她对记者说，“只要学到了‘服务意识’，北京这一趟就算没白来。”
　　然而，毕竟涉世未深，王丽对前程感到非常迷茫。“不知道就业方向是什么，也没人告诉我该干啥！真想让人教教我。”春节过后，王丽还是打算回北京找工作，但是究竟继续从事餐饮服务还是做回化妆本行，她的心里还是“没有谱”。
　　“虽然只离开一年，但感觉已经脱节太久了。”王丽说，如果重回化妆行业，怕自己已经跟不上潮流，而现在招聘化妆师的公司，大多不会花时间给员工做培训。王丽在高一就选择了辍学，低学历也导致她被很多企业挡在门外。“每次应聘试装，我的速度和效果都比大专生好很多，但单位最后还是要了有学历的。”王丽感觉自己没有底气，“所以，年后最想的是能参加个职业培训，掌握技能，职业发展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迷茫了”。
　　事实上，早在2006年全国总工会就制定了《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意见》，其中强调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援助。“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自信心明显增强。”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办公室主任田丹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开展“学历+技能双助推”活动，在提升农民工职业素质的同时，帮助农民工圆大学梦。
　　“牺牲健康干活，能有津贴吗？”
　　范在中是一名90后，在河北燕郊的建筑工地上做油漆工，兼职泥瓦工，已从业4年。“我的工作不光累，还对身体有害。”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油漆含有以苯为代表的大量有害物质，对人的呼吸、神经和生殖系统都有很大危害，而泥瓦工则涉及搬运、搅拌水泥、贴砖等重体力工作，体力耗损很大。
　　范在中对记者说，“如果做日工，每天工作8个半点（小时），如果自己包活儿，要从早上5点一直干到半夜11点半。”繁重的体力劳动让范在中不堪重负，“贴地板砖的时候，3块砖就是49公斤，一天要贴满80多平方米。和水泥的时候，每天搬的水泥加起来有2吨重。”范在中每天都在透支体力，每月的工资是6500元。
　　相比干泥瓦工的体力耗损，干油漆工对健康的损害是范在中的最大困扰。“爹娘在老家经常嘱咐我，油漆对生育不好，一定要做好防护。”范在中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包工头也发了防护口罩，不过我觉得作用不大。”
　　据国家卫计委网站的信息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农民工已达2.74亿人，由于一些用人单位不履行防治主体责任，健康防护不到位，加上部分农民工缺乏职业防护和维权意识，以尘肺病为代表的职业病，已经对农民工群体造成了健康威胁。
　　“这些都是工作需要，如果想彻底避免健康受损，只能不干这一行了。”范在中告诉记者，春节过后他还会返回燕郊做工，但是具体工种他还在犹豫，“如果身体实在吃不消，也只能转行了”。交谈中，范在中也提出了自己的期待，“毕竟在牺牲健康，如果能加强劳动防护，并且发一些补贴作为补偿，心情肯定会好很多。”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教授沈建峰告诉记者，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并未规定所谓的“职业病补贴制度”，但职业病已被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沈建峰强调，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寻求帮助，“用人单位如果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为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劳动者可以即时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在用人单位强令劳动者冒险作业危及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