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下乡：在消费者和农民之间干良心活

　　“三姐，我现在特别想吃你们家的菜怎么办？市场上卖的我信不过。”被叫做三姐的刘雪萍接到电话匆忙带着菜扎进自己的跑车，200公里因为交通拥堵走走停停，赶到目的地时已耗去了整个白天和至少12升汽油。刘雪萍是北京三分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被朋友们叫做“刘三姐”。电话那边是正在家中待产的顾客朋友。

　　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数年后，刘雪萍2010年开始了北京市顺义区的有机农业生意。这位企业老总的太太穿着冲锋衣、牛仔裤、运动鞋，皮肤呈现久经风吹的红。

　　下乡种地的“新农人”队伍中都市白领越来越多，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稍转两圈，很容易遇到刚做爸爸的网络服务器工程师守着黄豆摊子，或是足踏细巧酒杯根皮鞋的女士在选购新一季要种植的蔬菜种子。他们中很多人的目的是确保知根知底的食物供给家人和朋友，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享用，多余的收获才用于贩卖。

　　在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教授朱启臻看来，这个故事的大背景是雾霾污染、食品安全问题，整个社会的信任面临挑战。高学历、高收入人群下乡是一种对于食品问题的主动出击，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逃离都市，回归田园，自给自足。

　　没有土地和劳动力的自娱自乐？

　　如今，在郊区拥有一块土地，自己或者雇佣几个农民耕作已经不是新鲜事。但在朱启臻看来，白领下乡有着自己的死穴，他并不认为这些人的努力对整个农业发展的推动有根本性的作用，因为“产量太小了，对粮食安全保障微乎其微；价钱高，一般消费者吃不起。最多能为受雇农民提供一些额外收入”。

　　“农业与商业的发展模式完全不一样，并不是高投入就有高回报，投入的周期也异常漫长。”他说：“城里人没有土地和劳动力，这会花费巨大的成本。在他们中间，真正懂得农业生产的也不多。”

　　成都返乡青年唐亮和家人都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他们的优势在于“一直以劳动力和土地代替资本投入”，家庭和土地是最大资源。与之相对，下乡白领圈子内公认的是：成本几乎低不下来。土地是租用的，修一个大棚就得好几千元，政府补贴又不能指望。

　　刘雪萍坦言，在下乡白领做农业的圈子里自己算是幸运的，丈夫给了她足够的资金支持来维持不菲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开销。但大多数的情况是，即使有再多资本也弥补不了这种先天的劣势。

　　当年刘雪萍和合伙人以500万元注册资本成立了三分地股份有限公司，盘下了顺义区杨镇一处废弃的农场，建起了300多平方米的豪华办公室。种地需要雇佣农民来干，“到处都需要用人，都要发工资。一人几十块100块，看起来没多少，但架不住人多啊。菜种出来不知道卖给谁，就说送朋友，那么多菜，怎么送啊？天天早上起来送菜都送不过来”。没几个月，运营几乎走到了尽头。投资者不干了，合伙人离开，刘雪萍的有机农业创业理想第一次破产了。

　　现在的三分地有机农场靠着一处农家院落，屋子里摆着简单的宜家桌椅，简易厕所里风呼呼响，这是刘雪萍团队办公的地方。破产之后她“在床上躺了几天”，老公心疼她，家里出资买下破产后清算的三分地重新开始，股份有限公司变成注册资金50万元的三分地科技有限公司。

　　如今，比起资本，她更敬畏老天爷。2013年一场冰雹打乱了她的整个生产计划。今年年初肆虐的雾霾又使得草莓成熟时间推迟了整整两周。“农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了”，能招到的雇工几乎都在50岁以上。这一代农民既不理解有机种植的时兴概念，也多不记得祖辈是如何在没有化肥和农药的情况下耕作的。

　　“三姐总是说自己不赚钱，其实我们大家没人赚钱。”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开市的日子，挺着大肚子的圣林生态农庄女主人说。她是腾讯公司的员工，田间劳作只是她的副业。一边熟练地帮顾客装水萝卜，一边望向在不远处忙碌的丈夫，她问：“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们是自娱自乐，可是自娱自乐值得这么辛苦吗？” 

　　定位在消费者和农民之间

　　受访下乡白领们坚信：有一个市场存在着，这个市场并不占农产品消费者的主流，但却足够大，能够容纳下足够多的新农人发展。

　　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农业经济的马骥看来，农产品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考量一个鸡蛋的价值，不仅因为鸡蛋有多少蛋白质，鸡是笼养的还是散养的，还包含着怎样的农耕文化。但是，这些附加的价值是无法评估的，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的消费意愿或者消费的偏好。消费者的行为变化可能会通过供应链反向地传导到生产者。“农业消费者完全可以细分，在大众消费之外，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小众的消费。” 马骥说。

　　刘雪萍已经拥有了一个紧密的顾客圈子，他们亲切地称呼她“刘三姐”。通过“三分地有机农场”的微博和淘宝店铺，顾客可以获知每天供应的蔬菜清单。蔬菜可以零售，顾客也可以签订合同成为会员，享受应季蔬菜配送到家。她称呼这些顾客为自己的朋友，为一个朋友她可以花费巨大的成本穿越整个城市去送上几斤菜。她判断：对于自己的朋友们来说，“三姐”这个名字拥有着巨大的品牌价值。

　　“我认同你‘刘三姐’这个人，可能就会去吃你的菜。吃菜是终生的事儿，所以黏度会比较大。顾客不可能监控、关注种菜的整个过程，观察每个细节，但关注最终落在自己吃的菜属于哪个农场，这个农场属于谁。长期吃你的菜，就会把你的菜当成生活中的一部分。这就是农业和其他行业最大的不同。”她说。

　　刘雪萍把自己定位在消费者和农民之间。农民不懂的，她懂。

　　卜磊从一家较大的农业公司跳槽到三分地。小伙子每季度的田间工作从Excel表格开始，他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计算，安排好100多亩耕作土地全季度的种植。这是个细致活儿，假如某一周算错了胡萝卜的生长周期，就必然会有一周订户家里收到的全是绿油油的叶子菜；种草莓的土地安排不合理，可能就会连着一个月供过于求，再连着一个月断档。

　　刘雪萍尽可能安排丰富的蔬菜品种。她是商业环境待惯了的人，知道选择越单一，市场越容易厌倦。她表达了对现状的满意：“我不可能不希望盈利，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她拒绝了几次投资，因为“你不知道随着钱来的会有什么样的要求”。

　　黄先生是刘雪萍的新合伙人。这位前高尔夫爱好者现在一周大部分时间在农场度过，妻子也任劳任怨陪伴在旁。他计划今年内将农场的产品划分为高中低三档，高档产品面向会员订购，中档产品通过网点销售，低档产品进入商业超市。

　　刘雪萍对此并没有表态。

　　“还是慢慢来吧。”她说。

　　怎么从管理上保证良心

　　当农业生产不仅仅是面对家人时，更大的责任落在肩上。

　　“接受一次考验不难。一头猪生病死了，你可以很不费力做到凭良心做事，不卖它，直接埋了。但实际情况往往是每天都有好几头猪病死，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你能保证每一次考验都对得起良心吗？” “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项目的陈力问。

　　叶菜容易生虫，三分地农场的生产管理员卜磊蹲在菜畦间翻过叶子背面查找蛀眼。“一般农民的做法就是使用高剂量的农药。我们这里只能采用一些物理的驱虫手段，比如每垄地之间拉防虫网，或者在菜地中间套种辣椒之类味道刺激的作物用于驱虫。”他说。这种手段作用很有限，如果实在控制不住，就只有放弃还未收获的秧苗。这是绝对高昂的成本。

　　“我们不使用化肥和农药，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刘雪萍很有把握地跟本报记者说。然而，质疑仍然少不了，刘雪萍曾经两次“被黑”。其中一次是做有机农业的同行说：农场主没法保证每一个受雇佣的农户在任何一个环节都遵守有机种植的守则。

　　和很多“新农人”一样，刘雪萍对“有机”这个标签很谨慎，她只保证做到自己公开的标准，并在微博上邀请任何感兴趣的人来农村实地监督。

　　马骥对“新农人”接连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一是生产标准。生态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对消费者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任问题。标准谁来定？谁来监管？二是物流。每周就生产那么点东西还要给顾客送去，这么大的成本，谁来承担？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如何控制？第三个问题在市场营销方面。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是个好形式，但消费者不可能每天都去农场监督，怎么办？第四，要逐步把价值拓展，回归到本来就应该有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社会生活价值，怎么引导我们的消费者？

　　从小毛驴市民农园到“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项目，石头（化名）算是北京有机农业圈子里的老人了。去年刚刚跳槽到三分地的他看好严格统一的签约生产管理。农场与十几户农民签约，每月发给工资。每户农民负责一块田地，定量上缴农场，剩下的收益自己保留。农场只有一个入口，每天早晨签约农民们统一经过那儿，领取所需的工具，进入自己负责的田地里劳作，傍晚将工具交还后离开农场。多干多得的额外收益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最关键的是，管理制度保障建立了起来。

　　“种什么，什么时候种，怎么种我们说了算。”刘雪萍说。换句话说，有机种植由每个松散农户的“良心活”，集中成了领导者一人的“良心活”。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管理方法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保障。更普遍的管理方式是“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项目采取的专人实地监督制度，地是农民的，生产理念是自己的。

　　“我不确定这种尝试能不能成功。”刘雪萍说，“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