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师：其实我是一名演员

胡蓉萍

　　这行业好比娱乐秀，要看票房、演技和有没有得奥斯卡奖

　　不久前，张一（化名）被一家媒体评为了最值得信任、最靠谱的分析师之一，但有意思的是，他对此并不看重，甚至不认为那是一种荣誉。“在机构投资者眼中的个人品牌影响力才是我最为看重的。”张一说，他最看重的依然是基金经理们的打分、派点和他所能获得的分仓佣金提成。

　除了在业界隐形的声誉之外，对分析师的评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基金经理每个季度或者每半年对分析师有一个评价，以此来决定股票交易佣金在各个券商的分配；另一个就是《机构投资者》、《亚洲货币》和中国的《新财富》这些外部机构举办的对分析师的年度评选。

　　分析师行业在张一看来就是一场娱乐秀，上述几个分析师评选就是“奥斯卡”颁奖，是为了提高身价，分析师的终极目的是要得到评委的认可，他们的眼里这评委并不是普通投资者。

　　分析师在意的人

　　张一坦白地说，他不在意媒体和散户如何看他，“我甚至觉得媒体的舆论监督触角伸得过于长了”，“只有门外汉和不入流的买方客户才会拿预测股票的准确度去考量分析师”。他认为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说得很到位，高善文在他的博客上说：现实地来看，分析师的客户和粉丝主要是可以自主决策、自主承担风险、有专业分析和判断能力的小部分社会人群，而不是一般的芸芸大众。

　　高善文形象地比喻道：“诸葛亮给襄阳守城的小兵剖析天下三分的大势是没有用的，也没有这个必要；守城小兵也付不出诸葛亮安家置业的价码。”

　　张一说他职业生涯中听到的最佳的建议是一位外国分析师说的话：“个人投资者只会给你带来麻烦。”

　　上述外国分析师说：“因为他们所知有限，不懂投资，总是等到股票上涨才开始追高买进，然后又抱怨股价下跌；或是紧抱着行情好的股票不卖，认为一定还会再涨，等到价格下跌的时候，又来责怪你。最好和他们保持距离，若有必要，动用大蒜和十字架来阻挡他们也行。”

　　张一心目中的好分析师，是理论功底扎实、能给机构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投资意见和看法、建议具有可操作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成熟的投资者看重的是分析师提供给他们的投资思想和投资思路，好的分析师具有创新性，能启发投资者的思维。”

　　张说：“A股市场十几年了，我对那些还在孜孜不倦买ST搞重组听消息的股民亏钱，一点也不同情。”

　　北京一位基金经理说：“我有时候根本不听卖方分析师的估值和目标价，我只听他对公司的理解和判断。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如果卖方分析师都能点股成金的话，就不会有这个行业了，直接做买方好了。”

　　张一笑称自己在从事娱乐业时，一个好的分析师如同一个好的演员，要看他的拍片的数目、票房、演技和有没有得奥斯卡奖。他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制造新的概念——演出好戏，一场接着一场，一个概念还没有消化就上演另一个概念，投资者改变决策的同时，也支付了交易佣金。

　　分析师中的奥斯卡奖在中国则是几个有名的分析师评选，在全球，则是机构投资者的排名，机构投资者对他们的排名拥有投票权，而非个人投资者。

　　但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房四海却觉得，这些判断已经被量化成了基金经理的打分和基金的分仓佣金，造成了分析师没有自己独立人格地去讨好基金经理和公司。他认为衡量分析师好坏的标准应该是是否保持客观、独立，是否有科学精神。

　　他说全球分析师行业都在堕落，现实中，分析师变成了“销售总监”，要拉关系、拉派点，行业分析师彻底堕落，宏观分析师还好一点。“宏观分析师才堕落，基本都是打点衙门混关系套消息偷数据。只是宏观分析师不太容易让散户和机构直接亏钱，所以被打击程度小。”作为行业分析师，张一反驳道。

　　越成长越堕落？

　　曾经连续五年获得机构投资者中国分析师排名第一的张化桥在退出分析师行业后说：“分析师排名固然很重要，但大家千万不要为此过于骄躁。我的运气好，我也因此兴奋过，也多拿过一点点奖金。身在其中，难以脱俗。我追逐过这个虚荣：为了保住第一名，在后面的三年我也拉过选票，还多次为此事烦躁甚至失眠。”

　　张一认为，其实这个行业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预测得准不准，而是大家越来越不敬业，演技越来越差，大家花太多时间在叫卖上、自我营销上、拉关系上、探消息上。

　　现在他依然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挤地铁、赶晨会、看盘、写报告、路演、打电话“勾兑”基金经理、去上市公司调研、请人吃饭打探消息、平均每周出差一次以上。

　　十几年前的张化桥也是如此，他从内地出差回到香港，一下飞机，便听说统计局刚刚公布了某个数字，他就用坐在车上回办公室的25分钟时间里，写好了洋洋洒洒几页纸的评论，还涉及到哪些公司的股票会受益，哪些会倒霉。

　　每个月，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都会有大批经济数据出笼，新的销售数据公布，或者新的经济政策出台，每天都有这个名人或者那个官员对行业或者宏观经济发表意见，一代又一代的分析师就日复一日地为此忙得不可开交。“放长期看，很多消息、新闻和数据都是噪音，基金经理要做的就是趁分析师们傻忙的时候出货或者逢低吸纳，以静制动。”张化桥说。

　　张一依然要盯住他所关注的那个行业的若干家上市公司，当然他写的几乎还是买入和维持的研究报告，他只看好那几只股票，他也只写那几只股票的报告。

　　已有四五年从业经验的他早已练就一身过硬的心理素质，“在这发出去的报告中，我自认为逻辑是缜密的，结论能说对一小半我就很满足了，判断错误是很正常的”。

　　他早就已经发现，在股票建议上作出正确的判断越来越不重要，分析师的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项是让接触你的人留下深刻印象，进而对市场有影响力，有市场追随者，有资金号召力。

　　和他的众多国内同行一样，他也从来不写卖出的分析报告：“国内单边市，做多行情下，费劲写一个卖出报告没有任何意义，本来还没有风险，被我一写可能还写出风险来了，得罪公司、得罪投资者，哪个分析师头脑发热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这点行业潜规则，没有人会因为媒体诟病而改变。”

　　他也向记者调侃自己：“我的成长过程是变坏的过程，不再纯真的过程。”

　　他承认他也曾经带基金经理一起去上市公司调研，在调研过程中给予基金经理以买入建议，回到办公室再写买入报告，报告发出之时基金已经在此前买入，并即将卖出。

　　他说很多人说的分析师嘴上说的和报告上写的、电视上说的和与基金经理私下说的都不一样，这个现象也确实存在，“但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和和谐的过程，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才会有后来将分析师的工作底稿和工作计划当做内幕交易证据的规定，甚至不提倡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一起调研。

　　过渡性职业

　　房四海说现在大多数年轻分析师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性职业，干几年就跑路，所以没有一些职业责任心在里面。

　　张一同意这个说法，他承认在中国做分析师职业生涯很短，还是像娱乐业，趁年轻混个五六年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市场浮躁，没有人给机会沉下心来好好做事，不像美国有做了很久的分析师明星，“我打算再干几年之后能在券商这里往上爬的话就往上爬，有投资天赋的话就去买方”。

　　事实上也是如此，国内卖方的经济学家，如原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曾经的高盛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庆都纷纷离职转做投行业务，用业界的话说“去纯粹赚钱了”。

　　张一认为大多数分析师的工作做法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和人格上是否独立及客观无关，是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建设造就的他们。

　　很显然，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市场中的浮躁和短期的行为也给分析师施加了影响，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方式；证券公司的销售和管理层也会给分析师一些微妙的压力，让分析师们多提供一些“可操作的建议”。

　　“其实不是分析师堕落的问题，是整个时代价值观的问题，那分析师作为赚钱最多的行业，被拎出来鞭笞两下，也不能算特别委屈。”对于媒体和公众的口诛笔伐，他表示理解。

　　张化桥则建议他的后来者们：“不要为了争取排名，为了生意，为了博得基金经理或者上市公司的欢心，过多地委屈了自己的傲骨。这实在是不划算的。等到像我一样头发稀疏的时候，你难免感到遗憾。”

　　张化桥说如果他能再当证券分析师，一定多点分析和思考，少点推销和噪音，多看长线，少看短期，多点享受，少点焦虑。